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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和全球南方的崛起，关于新时期“世界领导型国家”的讨论日益兴盛。基于二战后的霸权领导经验，以及新时期的国际战略竞争态势，辨析不同理论视角下的国家优质领导力，成为理解未来一段时期国际领导权转移的重要基础。新时期的“世界领导型国家”其领导力到底是特质决定，还是环境塑造，还存有诸多争辩。借鉴政治领导心理学中的领导力理论，优质的领导力意味着领导型国家能够且必须具备分析、诊断以及解决新时期全球难题，重构国际秩序的意愿和能力。要完成这一历史使命，下述三重优质的领导特质是不可或缺的。

其一，魅力特质。根据韦伯的经典区分，领导类型可以区分为魅力型、法理型和传统型。其中魅力型是指建立于独特而吸引的人格特质基础，从而对追随者产生并不以理性回报为目的的行为。对于领导人而言，这种魅力最重要的来源是其特定的完美、富有吸引力的人格特质，这些积极特质有普世意义上的自信、坚定、富有眼光等，也有特定社会中文化约定的特质，如儒雅或果敢。到国家层面，优质领导型国家的魅力特质的来源是多方面的，有魅力领导人的引领作用，即特定的国家领导人，其个性特质和理念，能够产生较大的国际认同和追随效应。进而，相关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在价值倡导、发展成效等方面，也能起到较大的国际吸引力效果。当然这一过程必然伴随着较大的国际竞争、学习与效仿。从文化层面来看，特定国家的社会文化能否实现有效的国际传播，被其他国家和文明体所吸收，也是决定这种领导型国家魅力特质的重要成分。总之，在以利益为主要诉求的国际社会，世界领导型国家的魅力特质仍是不可少。

其二，交易特质。在现代民族国家及其契约社会，基于科层制的交易型领导成为社会运行的核心领导力机制。就此而言，国际社会中的领导型国家及其优质领导力，无论是树立起领导地位，还是实施有效的领导行为，亦或是增强国际社会对于其魅力特质的认可，交易特质的积极塑造实践是一种基本途径。由此，从安全、经济等方面提供特定的公共产品，以此换取周边国家、区域与全球社会对其领导责任、能力和成效的认可，这是一种必需的领导实践。就此而论，在一些面临全球治理赤字的领域，逐步开展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其突破口包括特定地区争端、传统霸权领导的薄弱区域、议题等。进而，在制度与机制建设上的创新是培养交易特质的领导力实践。在此领域，一个重要的难题是旧霸权制度的阻力，以及来自制度层面的战略竞争压力。基于功能主义的外溢论，这种交易特质的塑造，需要由点及面，从外围到核心，从非传统到传统领域的过渡。总体而言，塑造世界领导型国家的交易特质的基本方式即为联盟体系、国际组织方面的制度创新，核心内容是公共产品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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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伦理特质。魅力与交易特质的塑造，表明世界领导型国家的成长需要理性与非理性的领导力特质的支持，然而，国际领导力的实践需要处理国家间的文化与伦理差异问题。换言之，优质国家领导力的国际扩散，面临着一个一国的领导伦理，如何扩散形成国际社会伦理标准的问题。一方面，国际伦理对接的难题在于，与国内社会不同，由于无政府状态，国际社会中实力政治等霸权逻辑占据主导，但这种基于权力优势的伦理恰恰会损害领导型国家的国际信誉。因此，从自然主义的角度，一些最微观层次的国际伦理，包括人道主义规范等仍构成优质国家领导力的必要基础，否则在当下文明和规则化进步的国际社会，一些不遵循基本的人性伦理的外交实践会极大损害国家的国际领导力。另方面，优质国家领导力的内部来源，在于国内领导实践中的治理规范、伦理的国际应用。换言之，缺乏基本人性关怀的国内治理理念，难以成为国家在国际社会发挥领导型国家的伦理基础。

如何评估领导型国家的优质领导力，在国际社会面临着诸多的政治性的争辩，而这种优质领导力的构成，也是众说纷纭。基于一定的“优质领导原型”理念，世界领导型国家的领导力，其构成维度在于诸优质领导特质，这些领导特质既有“人格魅力”等心理要素，也有交易特质的互惠逻辑，同时与现实主义的权力塑造逻辑不同的是，国际领导力的伦理和道德基础仍是深层基础。国家实力并不能直接和简单转换为影响力、领导力，对于大国的国际领导力而言，实力是建设上述三种特质的必要条件，但远不是充分条件。

（作者尹继武系爱爱网 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原文链接：[海外看世界]尹继武 ：新时期“世界领导型国家”优质领导力的三重特质